(二)论治体须先明王霸之辨
王霸之辨是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中的重要命题。孟子尊王黜霸，提出“以力假仁者霸”、“以德行仁者王”，对后世影响至深。张栻引申孟子的话说，认为霸道以力服人，他人虽“不得已而服之，而其中心固莫之服”，王道以德服人，“虽无意于人之服，而人将中心悦而诚服之”，有如七十子服孔子，无一丝一毫勉强之意。
张栻又指出，“大抵王者之政，皆无所为而为之，伯者则莫非有为而然也。无所为者天理，义之公也；有所为者人欲，利之私也。”“霸者之为利小而近……王者之化远且大，涵养斯民，富而敎之，民安于其化，由于其道，而莫知其所以然也”。显然，这是其义利之辨的延展，大体仍以“无所为”、“有所为”来阐明王霸之别。
霸道与王道并非总是截然分明，不过虽然初看上去容易混淆，但两者本质上有天壤之别。春秋五霸行霸道，实际上是为了求私利而想要服人，是有为而然，并不能真正使人心悦诚服；三王行王道于天下，修己以敬，以公心领导民众，未尝有意于服人，结果反而天下归心，诚所谓“不期然而然”。张栻要求人们根据行为的发端与结果，于细微处涵咏体察，从而对不同的治体作出正确的取舍。
张栻与朱熹都崇王道、贬霸道，但在分析具体问题时，双方看法却不尽相同。如《孟子·尽心上》称五霸治国，是假仁义之名行事，但提出“久假而不归，恶知其非有”。对于这句话的理解，朱熹认为是五霸“求济其贪欲之私耳”，“言窃其名以终身，而不自知其非真有”。张栻却赋予“久假不归”新意，他说：“盖五霸暂假而暂归者也……若使其久假而不归，亦岂不美乎?夫假之者，未有不归者也。使其假而能久，久之而不归，则必有非苟然者矣。是必因其假而有所感发于中，而后能然也.”若春秋五霸能长久地假借仁义行事，受仁义感发，从此对王道不离不弃，就应该给予充分肯定，以启人自新向善之路。
(三)学问之道以求放心为主
以性善为基础的心性论是孟子思想的核心内容。张栻反对老师胡宏“性无善恶”的说法，主张“性无不善”，“所谓善者，盖以其仁义礼知之所存，由是而发，无人欲之私乱之，则无非恻隐、羞恶、辞让、是非之心矣。人之有不善，皆其血气之所为，非性故也。”《孟子说·告子上》又云:“故夫无所为而然者性情之正，乃所谓善也;若有以使之，则为不善。故曰:人之可使为不善。”张栻认为性的本原都是善的，其表现就是仁义礼智四德，但因为所禀之气不同，受私欲左右，故其流行各异，造成善恶差异。
与此同时，张栻非常重视“心”的地位与作用。孟子曾谓:“无以小害大，无以贱害贵。养其小者为小人，养其大者为大人。”张栻的解释是，不以小害大，不以贱害贵，所以养其大者，就是善，而所谓大且贵者，就是人心。乾道六年，他曾说:“心也者，万事之宗也。惟人放其良心，故事失其统纪。学也者，所以收其放而存其良也。”乾道九年，他又重申学问之道应“以求放心为主”，君子要收其放心而存之，“存之久则天理寝明，是心之体将周流而无所蔽矣”。张栻还认为“人心”、“道心”只是一心而已，放佚之则人心之危无有其极，知其放而求之，则道心之微不假外求。他进一步提出心、性与理本是一体，认为如果能做到孟子所说的“反身而诚”，“则心与理一，不待以己合彼，而其性之本然、万物之素备者皆得乎此”。“理之自然，谓之天命，于人为性，主于性为心。天也，性也，心也，所取则异，而体则同”。在此，张栻已将主体的“心”本体化，在他的思想体系中，“心”不仅为万事之宗，而且它既能统摄天理，也能主宰人性，正所谓:“人为天地之心，盖万事具万理，万理在万物，而其妙着于人心……心也者，贯万事，统万理，而为万物之主宰者也。致知所以明是心也，敬者所以持是心勿失也。”
张栻对心体的认识，从渊源上更近于程颢，后者曾谓“天者理也”，又说“只心便是天”。不过，张栻比大程更直截了当，明确说“心与理一”、“心统万理”，这与陆九渊“宇宙即吾心”、“心即理也”等思想比较接近。难怪陆九渊说:“元晦(朱熹)似伊川(程颐)，钦夫(张栻)似明道(程颢)。伊川蔽固深，明道却通疏。”相反，朱熹主张“儒者之学，大要以穷理为先”，批评张栻专认此心以为主宰，并援引“圣人本天，释氏本心”一语，劝诫张栻勿流于禅学“自私”。
两宋儒学继汉唐之后，溯孔孟之源，开辟出全新的天地，成就了中国思想史上又一座高峰。在人才辈出的宋儒当中，张栻思想宗主二程，继承湖湘学派胡宏，又与当世才俊互相切磋，俨然自成一家。浙东陈亮素以才学自负，但亦推重张栻，承认后者与吕祖谦、朱熹鼎足而立，并为“一世学者宗师”，可见其地位与影响。《孟子说》是张栻生平后期完成的代表作品，在重新诠释经典的过程中，反映出作者较为成熟的理学思想。该书在义利之辨、王霸之辨、心性论等各方面，均有发明创获。全书多平实之论，不蹈虚谈玄，自然融洽，不少地方则反映出张栻与朱熹思想的具体差异。张栻与朱熹生前交往密切，彼此之间影响颇深，但立说不苟同，因此不能简单地用朱熹来化约和抵消张栻，说张栻归于朱熹，或者说张栻转向朱熹。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